第52章 蒋胡矛盾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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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个词一旦出现，表示幺蛾子出来了，胡汉民坚决反对。

1930年11月13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三界四中全会开幕，蒋介石的上述提案被列为主席团提案，但胡汉民对其中内容进行了很多修改，11月15日，蒋介石的铁杆张群提案支持蒋介石，要求立即召开国民会议，讨论制定约法的事情，胡汉民坚决不同意，把孙中山抬出来了，表示孙中山只提过三段论，现在是训政时期，什么叫训政？就是国民党负责帮助和训练人民参与政治的能力，不要因为有些人反对就乱了自己的阵脚，每个时期就该干每个时期的事情，制定约法是宪政时期的事情了。

胡汉民更进一步表示，孙中山生前的着作，已经涉及到了国家建设的各个阶段和方方面面，非常的具体和全面，大家只需要严格执行孙中山的指示即可，不能搞跳跃式的发展，瞎搞是要出大乱子的。

在胡汉民的坚决反对下，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没有就是否制定约法做出决定，仅决定于1931年5月5日召开国民会议，蒋介石的建议被全部否决。

不过不要紧，蒋介石不是一个轻易放弃的人，三界四中全会结束了，还有国民会议嘛，国民会议才是最高权力机关，在这个大会上一样可以制定约法，但胡汉民依然坚决反对，表示根据孙中山的三段论，在一切条件都不具备的情况下，坚决不能搞什么约法，孙中山先生生前就从来没提过约法两个字，现在是训政时期，是培养国民参政意识的时候，等条件具备了，进入宪政时期，直接就制定宪法了，约法是什么东西？

胡汉民指出，孙中山还说了，国民会议的议题有且只能有三项：谋中国之统一；谋中国之建设；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

按照胡汉民的意思，蒋介石关于约法的建议被全部否决了。

胡汉民为啥在这个问题上反复和蒋介石较真呢？

原因比较复杂，选几条比较重要的说说吧。

胡汉民是国民党元老，蒋介石在他面前是一个小辈，其他人可能怕蒋介石，胡汉民可一点都不怕，不但不怕，还经常当众批评蒋介石，比如指责蒋介石搞的政府“政不成政，教不成教”，搞的蒋介石下不来台，反过来指责胡“漫肆讥评”“若必欲使中央信用丧失，革命无由完成而后快者”，意思就是说胡一派胡言，非要把中央名声搞臭，把革命事业彻底搞垮才高兴。

对于蒋介石的牢骚，胡汉民就当没听见，该批评就批评，搞的蒋介石浑身难受，表示“以政治一切罪恶推于中正一人之身，而以军人不懂政治之诽谤，诋之于中外人士之前”。

很多小伙伴以为蒋介石在国民党内一言九鼎，没想到，如此牛叉的人物，也落到了不停发牢骚的地步！

从北伐开始以来，国民党内慢慢都看出来了，蒋介石想搞独裁，胡汉民当然也看出来了，他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胡汉民认为国民党可以搞一党专政，但是国民党内不能搞独裁，他认为通过行政机构可以限制蒋介石的权力，通过什么行政机构？立法院。

胡汉民是立法院院长，他很明白，只要一日不立法，任何大事就都要经过立法院讨论，立法院就拥有了一票否决权，蒋介石的任何想法都要经过胡院长的批准，还搞啥独裁？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胡汉民作为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已经对孙中山崇拜到五体投地的地步了，认为凡是孙中说的都是对的，凡是孙中山的指示就必须执行，整个人都搞的比较迂腐了，孙中山说建国要搞三段论，他就觉得必须要照章办事，孙中山三段论里面没有提约法的事情，胡汉民就坚决反对约法。

对于胡汉民一直以来的所作所为，蒋介石真的是要暴走了。

蒋介石表示，你特么的不知道为啥要打中原大战吗？死了这么多人，流了这么多血，这些人无非就是说国民党在搞一党专政，大家没有说话的权力，现在战争结束了，还不麻溜的赶紧制定一部法律出来，那些人要的民主和自由都给他们，难道想再来一次大战吗？反倒是老胡，你专门反对立法，居心何在？不要以为别人不知道你那点小心思，你想把立法院立于全国全党之上，你想当太上皇吗？

对胡汉民一通痛骂之后，蒋介石转过头又对约法进行高度评价，表示约法为“本党与中国生死存亡之最大关键”，立法这件事情不但要搞，还要抓紧时间赶紧搞。

实事求是的说，经历过中原大战，蒋介石心里是真的虚了，他害怕再来一次这样的大战，再打一次，他的国民政府就要彻底垮台了，太耗钱了，何况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江西瑞金已经牢牢的吸引住了他的目光！

既然胡适汪精卫这些人高呼民主和自由，要搞约法，那就搞一个约法给他们，让这些人彻底把嘴巴闭上，至于那个约法到底有多大效力，还不是自己说了算，没想到这个胡汉民如此迂腐，实在是可恶至极！

当然，以胡汉民的个性，让蒋介石难堪的事情肯定不止这一件，再举几个例子吧。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着重推进的一个工作就是废除不平等条约，其中就包括关税条约，晚清直到北洋政府时期，中国的关税都掌握在列强手中，辛亥革命之后，为啥清政府迅速倒台，就是因为洋人把关税节流了，清政府没银子了，迅速就完蛋了；当南京国民政府提出收回关税主权时，欧美列强为了拉拢中国，都很愉快的签订了新的条约，关税重新回到中国人手中，只有日本政府拒绝，关于这件事在下篇文章里再细谈，经过艰难谈判，1930年5月，日本才最后一个与中国签署协定，中方承诺每年从海关税收中提取500万元，用于偿还北洋政府向日本的借款，同时许诺三年之内不提高日本对中国的关税税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