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卷:《周易》哲学解读 第六篇(十一)(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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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里虽然没有引述《诗》作为引用来论证事理，既不等于诗歌没有产生，也不等于《周易》不受诗性思维的影响。虽然诗歌成集作为《诗》集晚于《周易》，但《诗》里的诗歌出现远远早于《周易》，这应是不争的事实。从《周易》文章写作特征来看，《周易》作者的思维方法还停留在形象思维阶段，不但借用昔日的经验，并运用比喻来认知世界。而且《周易》还体现了《诗》里诗歌的结构形式和“比兴”方法。

我们读《周易》不但读出哲学道理，而且还读出诗的享受来。《周易》里的一些篇章，段落句子，有着诗的工仗与韵律。可以说《周易》里的篇章本身就是诗的体裁，诗的语言，诗的艺术手法。由此来看，《周易》是“诗性智慧”的结晶。

诗是人类最早用来表达情感与思想的文化形式。近代德国学者哈曼强调“诗是人类的母语”。“十八世纪意大利学者维科在《新科学》一书中，通过历史动态考察，揭示了在人类文明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原始思维的历史作用。维科认为，原始的思维具有＂诗性＂的特点。所谓诗性，是指世界各个民族文明开化时期的一种普遍的现象和思维特点。维科认为这样原始先民思维中具有的诗的＂形而上学＂，＂诗的智慧＂是原始先民在与自然万物打交道的劳动实践和生活实践当中，在当时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的情况下，依赖感官和简单的思维认知自然万物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他虽然同后来的文明时代的哲学，科学所具有的抽象的思维方式有着本质的区别，却又不可避免地是文明时代各种科学的源头。”（见《周易研究》2008年第五期，刁生虎的“隐喻思维与诗性文化”）

那么，根据维科的研究表明原始思维是具有“诗性”的特点。“诗性思维”是原始先民的思维方式。这样来看，《周易》无疑受到“诗性”文化的影响，而体现的是“诗性思维”。

众所周知，《诗》里的一些诗产生的早，而《诗》汇编成集相对较晚。而将《诗》尊奉为“经”，则更晚。现代学术上认为《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选集，所选的诗大约上至周初下至春秋中期。事实上中国的诗歌产生的很早。原始的诗歌应该伴随着原始的自然语言同时产生。远远早于中国的那一部诗集——《诗》里的诗作，只是没有保留下来而已。但《诗》里收集的一些诗已早于《周易》几百年前就产生了，这说明中国哲学诞生之前，先民表达情感和思想的文化形态是诗歌。诗无疑是原始先民表述情感与思想的文化方式，东西方都走过了这一历史时段。维柯（也有用“维科”）曾将世界历史区分为神的时代，英雄的时代和人的时代三个时期。这种“三个时期”的划分，更适合希腊文明历史形态，并不是全世界的发展模式。虽然维柯的《新科学》全名是《关于各民族的共同性质的新的科学原则》，也并不能代表是个各民族历史文化发展的普遍性规律。但维柯的“三个时代”的划分中的三种语言中的神的时代的语言（各民族用的是同一种哑口无声的语言，使用一些符号和实物）；英雄们时代的语言（是英雄徽志，或是些类似，比较，意象，隐喻和自然描绘），可能符合埃及，希腊，中国，印度四个文明古国的古代历史文化形态。维柯《新科学》的三段历史分期法，应是从古希腊历史那里总结出来的。即神的时代，英雄的时代，和人的时代。三个时代有三种本性和制度。神的时代其中诸异教民族相信他们在神的统治下生活，神通过预兆和神谕来向他们指挥一切，预兆神谕是世俗史中最古老的制度。英雄时代有英雄们结成贵族政体。并由此实行统治，因为他们认为比平民有某种自然的优越性。人的时代，一切人都继承自己在人性上是平等的，因此首次建立了一种民众（或民主）的政体。这“三个时代”里的“三种制度”，应是维柯从希腊文明描摹来的。

“神的时代”本性和制度具有世界各民族的历史发展初期的普遍性。“英雄时代”的本性和制度并不是世界各民族发展的必由之路，首先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出现贵族政体。但维柯阐述的三个时代中的神的时代和英雄时代里的语言，确实能够代表中国古代语言的特征。

维柯的理论中有一个重的概念，即“诗性智慧”。维柯的文化溯源研究表明，人类的先民凭诗性活动发生了创造活动。维柯所论述的诗性智慧的特点：一是感官色彩强烈，而是以己度物，三是想象的类概念，这简直是针对中国古代人们的认知方法的总结。

从维柯的理论来参照我们的历史，不难发现三代（即夏、商、西周）处于神的时代，这是符合维科“神的时代”的划分。对于神的时代里的本性和制度，夏、商、西周确实存在多神的统治下生活。预兆神谕(占卜只是一项内容)成为制度，到春秋战国时期，结束了神的时代，但似乎并不是进入维柯所谓的“英雄时代”。春秋战国时期并不是英雄们结成贵族政体，而是西周血缘贵族分疆而治的政体。虽然春秋战国不符合维柯阐述的“神的时代”，尔后是英雄们掌权的时代特征，但春秋战国时期倒是符合维柯阐述的英雄时代里语言手段。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周易》哲学及其先秦诸子哲学所用的语言手段。若把先秦的诸子学说里出现的“圣人”类比“英雄们掌权”可以的话，那么中国从神的时代进入理想“准英雄”（圣人）统治的时代，这就不难理解春秋战国诸子所用的语言手段里的那种“意象”，“隐喻”，“类比”，“类似”等诗性智慧去认知世界。

若把中国古代文明（秦统一以前）与希腊文明比较，也有相似之处，都从神的时代度过。希腊从神的时代里经过荷马（英雄时代）时代，才进入不完全的英雄时代与不完全的人的时代，即兼和时代。就是说希腊从荷马时代进入城邦共和时期，既是贵族结成的政体，又体现了民主的政体。

而中国的古代时期也是从神的时代度过中出现了诗，也出现了史诗，虽然不能与希腊的荷马史诗相比，但都出现了“诗”，可以说都是在“诗”后进入“轴心时期”的，这一点又是相似的。中国在“诗”出现后，才出现《周易》哲学，并开启了先秦的那场“精神运动”。希腊在荷马时代后，同时进入“轴心时期”并掀起了一场“精神运动”。雅斯贝斯的“轴心时代”理论，符合古代东西两大理性文化发源地的特征。东西方那场“精神运动”都是突破“神的时代”进入理性的时代，这一点是相同的。但东西方那场“精神运动”里的哲人们在认知世界的“语言手段”却不相同，故导致了东西方文化的重大差异。东西方文化的差异的成因，不是本处讨论的内容。我们通过以上维柯和雅斯贝斯的理论，意在说明希腊与中国虽然都是在“诗”后诞生了哲学，两地都是突破“神的时代”进入理性的时代，但两地哲学所研究的对象不同，而且所运用的“语言手段”及其思维方式不同。中国古典哲学继承了“诗”的“语言手段，即“诗性智慧”。而希腊古典哲学家柏拉图却对“诗”与“诗人”进行了批判，而中国恰恰相反，不但承继了“诗性智慧”，而且还推崇“诗性智慧”（孔子就是推崇发扬“诗性”理论学说第一人）。中国的第一部哲学，即《周易》哲学则是很好的例子，《周易》哲学的“语言手段”，无不体现的是“诗性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