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政治哲学演讲(九)(1/1)

首发：~《周易》政治哲学演讲(九)

卷一:正本清源话《周易》

第二章:《周易》符号探源

第一讲:《周易》所用那套“符号”的初始与演变

第二节:(续一)考古上发现属《周易》一书所用“六十四画符号”的例证及刻写演变过程

（兼述考古上发现的“六十四画符号”，而被一些学者认为是“数字卦”的错误说法）

接上节内容我们继续讲，既然扶风齐家村h90卜骨上的“刻辞”不是占卜辞，那么，出现在“卜骨”上的“刻画符号”还能称“筮数”或“数字卦”吗？已知“卜骨”上的“刻辞”不是卜辞，那么，“卜骨”上的“刻符”与“刻辞”就不是卜筮的关系，即不是专家学者所说的“筮数”与“卜辞”的关系。而“卜骨”上的“刻符”自然也不是“占筮之后的筮卦符号”。因“卜骨”上的“刻辞”不是卜辞，说明“卜骨”上的“刻符”与“刻辞”就不是筮卜或算卦的关系。

至于扶风齐家村h90卜骨上的“刻画符号”，为何同时与“祷祝辞”（或称“许愿辞”）出现在一起，即这些“六联体”的“刻符”（即“六十四画符号里的某些符号）出现的性质及用意是何？后面还有涉及。我们还是再回过头来看这“卜骨”上三个“刻画”的刻写形状，看是否是数字组合？或是“六十四画符号”里的符号呢？

对“扶风齐家村h90卜骨”上的三个以“六联体”为一组的“刻符”，现在在学术上一般释文为数字组合。如前面所举李学勤、曹玮教授都认同是“（右2）八七五六八七（右4）八六七六八八（右6）八七六八六七”的数字组合。当然这种释法，是错误认为“数字组合”，并不能称“数字符号”，更不能认为是“数字卦”，即认为已是算卦的工具了。

对扶风齐家村h90卜骨的摹本中的三个“刻符”来看，这三个“刻符”虽然都是“六联体”的组合。不过我们确实能够看出这“六联体”为一组的“符号”里却不是以两个“基础”符号所组合。如（右2）里出现的是“＋”、“八”、“”（即甲骨文数字“五”，横着的写法）、“∧”这四种不同的“符号”组合。而其它两组则是“八∧＋∧八八”，“八＋∧八∧＋”的组合，这两组虽然可以看作是有两个基础“符号”组合，但这两组里出现的“八”与“∧”，明显还是有区别的。这会被认为并不是刻写时的规范不规范问题，而是由明显的意识所为。那么，这又如何解释呢？这“卜骨”上出现的三组“刻符”里，是有三种不同的“符号”出现（即“＋”、“八”、“∧”），而不是以两种符号为基准组合为“六联体”的符号，难道这不是“数字”，又是什么呢？我们一步一步向下讲述就会明白的。

对于考古上发现的属西周以前出现在不同器物上的以“六联体”为一组的“刻符”，是否是有数字组合而成，我们应综合的、总体的去分析和看待。以上从《楚竹书周易研究》“第三章考古易的发现”中所收录的出土在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为一组的“刻符”来看，这些为“六联体”的“刻符”最早的标本时间是商朝晚期。所属商朝晚期的“刻符”，这些“刻符”是刻写在不同的材料上，即龟甲、磨石这种材料。这刻写在龟甲、磨石材料上的“刻符”，出土地均是安阳殷墟。而引用资料里的另外三例是属于西周。这就是说所引用考古资料上的“刻画符号”，有产生于商代晚期，出现在安阳磨石上的“刻画符号“。有产生西周早期骨头上的“刻画符号”，出现在“周原”地区。这是不同时间与不同地域所产生。

总之，从《楚竹书周易研究》一书里收集的“刻符”标本时间来说，这些“六联体”的“刻符”，最早的时间没有超出商朝中期。就目前来说，见于报道的所谓“数字卦”标本，还没有超出商朝时间

而对于这些“六联体”的“刻符”不单单是近几十年来考古上的发现，而早在北宋在孝感出土的安州六器中，有一件方鼎上的铭文后也有两个“六联体”的“符号”(郭未若最早对方鼎上的”符号”释解为族徽)。对于这一方鼎（称“中方鼎”或“中鼎”）上的铭文和“符号”，李学勤的《周易溯源》一书里有详说，现摘录如下：

“数字符号最早一次发现，是北宋徽宗重和元年（公元1118年）孝感出土的安州六器中一件方鼎的铭文。铭文除数字符号外计五十五字，释文如次：惟十又三月庚寅，王在寒次。王令大史（贝兄）塥土。王曰：中，兹塥人入事，锡于珷王作臣。今（贝兄）畀汝塥土，作乃采。”中对王休令，将父乙樽。惟臣尚中臣，七八六六六六，八七六六六六。鼎铭内容：中（人名）在周武王时期就归附周，西周昭王现在把塥土（地名）封为中的采地，中想知道塥土的人是否臣服于他，通过揲蓍筮得：七八六六六六（按周易为剥卦），八七六六六六（按周易为比卦），即遇剥（本卦）之比（之卦），五、上二爻变。《左》、《国》并无二爻变筮例。宋代朱子云：两爻变，则以本卦二变爻占，仍以上爻为主。经传无明文，以例推之当如此。我们看方鼎铭本卦是剥，两变爻是：六五，贯鱼，以宫人宠，无不利。上九：硕果不食，君子得舆，小人剥庐。方鼎铭载中受昭王恩宠，赐以采地，占问当地之人是否臣服，这用上述《周易》爻辞来占，再合适也没有了。剥六五爻辞云受宠得当，无所不利；剥上九爻辞又说君子居之，民赖以安，如得乘车舆，与命辞对照，也是大吉大利。中把这一占筮铸于彝器，是合乎情理的”（摘自李学勤《周易溯源》巴蜀书社2006年1月第1版第212－216页）。

下图是笔者在网上搜索的应是“中方鼎”上的原初“铭文”及“刻符”：

(而“中方鼎“上的两个符号写法是:

“十八∧∧∧∧”和“八十∧∧∧∧”)

(图略)

通过李学勤先生对“中方鼎”的解释，使我们知道这方鼎是西周前期的东西了。那么，“中方鼎”与“扶风齐家村h90卜骨”应是前后相差不太远时间里所产生的。即“齐家村h90卜骨”略早于“中方鼎”。我们已知李先生对“扶风齐家村h90卜骨”上的“刻符”和“刻辞”解释为“筮数”和“卜辞”，即认为是实占的结果。而这“中方鼎”上也同时出现了“刻符”和“刻辞”，按说岂不也是“筮数”，或被称为“数字卦”吗？和“卜辞”吗？可李先生却对“中方鼎”上的“刻符”与“刻辞”并不再认为是“筮数”与“卜辞”，而认为对“封地一事”（即“中方鼎”上所记的事情）是通过揲蓍筮得出《周易》中“剥”、“比”两卦里的爻辞占问后的记录。李先生通过“中方鼎”上的两个“刻符”就能联想到今本《周易》里的两卦符号和爻辞，就认为这“中方鼎”上出现的“刻符”与“刻辞”是用《周易》卦术占问的结果记录。李先生对“扶风齐家村h90卜骨”上的“刻符”与“刻辞”和“中方鼎”上的“刻符”与“刻辞”的说法如此的“飞跃”性，即一下从“数字卦”说，变成了“六十四卦符号”说，让人确实不可思议。

在春秋时期，史巫卜筮也曾用过“繇称”格式的《周易》进行。已知那时的称法，如“《周易》有之，在《师》之《临》曰”。还如“以《周易》筮之，遇《观》之《否》曰”。这种称法是由春秋《周易》文本格式所决定的。今天人们只知今本《周易》文本，而不知有春秋《周易》文本。故用当今算卦上的“变卦”之说，用来解释《左传》里的以《周易》筮之的筮例里哪种说法，认为那是“变卦“筮法，这种认为是错误的。故李学勤认为“中方鼎”的两个“符号”是个变卦筮卜过的刻记，这说法当然也是错误的。

从对两者器物上的“刻画符号”的组合与刻写形状来看，基本是一样的，本身两者产生的时间也不相上下，应是一样的“六联体”刻符，为什么对“卜骨”上的“刻符”，说成是“筮数”或“数字卦”，而对“中方鼎”上的“刻符”却变成了《周易》里的卦符号的说法呢？是否这称“数字卦”的东西，也可称为《周易》里的卦符号么？

对于李学勤先生的说法以及“中方鼎”上的“刻画符号”与“刻辞”（即铭文）的关系问题，下面我们将有论述。这里我们只是看这“中方鼎”上的两个“刻画符号”的组合方法与刻写形状，对比于所引用《楚竹书周易研究》一书里收录的所谓“数字卦”，来分析出土于《周易》成书之前的不同器物上的这些“六联体”的“符号”，是数字组合而称“数字卦”呢(若是”数字卦”，就关系着已是一套算卦的工具，也关系着《周易》一书所传承时就知是一套算卦工具)？还是一套有两个（或两种）基础符号组合为“六联体”的六十四个不相同的符号（如同”甲子”符号那样，是早期人们的所用的一套记事符号工具）呢？

只因，单就对于《楚竹书周易研究》“第三章考古易的发现”中所收录的出土在不同器物上的所谓“数字卦”的一些引用，还不足于说明这那些“六联体”的“刻符”，就是数字组合的“数字卦”。我们还要引用散见于其它报道上所发现以“六联体”的“刻符”，来综合分析这些“六联体”的“刻符”的初始形成就是“数字卦”用于卜筮呢？还是一套记事符号而已？那么，上面对于出现在青铜方鼎上的“刻符”，也是引用资料之一。

下面也是引用材料之一，即“陕西淳化县石板乡石桥镇出土的西周陶罐”上所刻写的十一个“六联体”的符号。

(见下面图一，因无法上传，故略)

对这一刻有“六联体”符号的“陶罐”，一般报道是“1987年9月，陕西省淳化县石桥乡石桥镇一农民在镇北取土时挖出一西周陶罐”。这一“陶罐”标本时间，被认为是西周时期(我们认为应是西周中晚期)。此陶罐肩部饰两周弦纹，弦纹之间又用双斜线界隔成十格，其中九格内各有一个“六联体”的刻符，另一格内有两个“六联体”的刻符，共出现十一个“刻符”。这十一个“刻画符号”皆是由“一”和“∧”这两个基础符号组合成“六联体”的符号。

对这一西周陶罐上出现的“刻符”，在对其研究上，一般解释为“数字卦”，还有解释为“六画卦”。也有研究者解释为《周易》里的卦符号。

这里我们所看到这属西周中晚期陶罐上十一个“刻画符号”的组合规则及刻写形状。

下面“图画”里出现的“六联体”刻符，也是引用资料之一，即“西周陶簋图画”上出现的五个“六联体”的“刻画符号”。

(见下图2、图3，图略)

下面的图2是“西周陶簋图画”拓本，而图3则是“西周陶簋图画”摹本（图片来源：《考古》2007年第2期）。这一陶簋上的五个“六联体”组合的符号，每个符号里的两个基础符号写法是“一”与“八”。

据报道“2002年7月，洛阳市文物工作队为配合工程建设，在洛阳火车站以南的唐城花园发掘清理了70多座西周时期的贵族墓葬，其中一座编号为c3m434的墓葬中出土了一件仿铜陶簋，内壁腹部刻筮数、刻划符号和图象，时代为西周晚期”。

《考古》2007年第2期以《河南洛阳市唐城花园西周墓葬的清理》为题作了简要报道。该刊同期还发表了蔡运章和安亚伟合写的《西周陶簋所见图画、筮数和文字简论》一文。对其中的图象、以及认为的筮数和文字作了探讨。簋（读作“诡”gui）是古代陶制或青铜制盛食物的容器，圆口，两耳或四耳簋，流行于商朝至东周。

这一西周陶簋内壁腹部刻上的有图画、“六联体”符号和五组无法知晓的“刻划符号”。这西周陶簋摹本图画是个倒式的看法，若从陶簋口向里看，陶簋内壁腹部上所刻的五个“六联体”符号，是从陶簋内壁的底部向外排列刻写的。

我们这里将其拓本和摹本引用过来，一睹这西周晚期陶簋上所刻画上去五个“六联体刻符”的形态摸样，以作为与前期出现在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符号里的两个基础符号写法对比。已知西周晚期陶簋上的五个”六联体”符号刻写法，与应是同时期的陶罐上的十一个”六联体”符号刻写法是一样，两个基础符号的写法均是”一”与”八”，已不同西周早期的”六联体”符号里的两个基础写法了。例如是这种的组合写法”八八一八一八”(上下排列组合)，而不同于早期的这种”∧∧十∧十∧”(上下排列)组合写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