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政治哲学演讲(十五)(1/1)

首发：~《周易》政治哲学演讲(十五)

卷一:正本清源话《周易》

第三章:《周易》性质说

第一讲:先秦时期对《周易》一书的性质说法

第一节:春秋时期(续)

《帛书·要》里的那一段文章，详细记述了孔子“老而好易”而受到弟子子贡的质疑，而产生师生两人之间对《周易》一书性质的辩论。从那段对话里，看到了孔子有着苏格拉底式的智慧与辩论思想，体现了孔子追求真理的精神。那段文章，也就成为当今学界里熟知的孔子“老而好易章”。孔子老而好《易》竟到了“居则在席，行则在囊”的痴迷地步。对此其弟子子贡看到眼里，并提出激烈的反对性的质问。“子贡曰：‘夫子它曰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灵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繁’。赐以此为然矣。以此言取之，赐緍行之为也。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

这子贡对老师提出了尖锐的反问与批评。认为老师往日不是教导我们说“丧失德行的人才乞求神灵，缺乏智谋的人才卜筮频繁”，这一观念弟子们完全所接受了，为何老师老了反而又爱好上这《周易》呢？”

孔子晚而好《易》被学生看到眼里，认为老师老了却爱上卜筮之书了，并提出尖锐的批评。孔子自然要对自己晚而好《易》所提出反对意见的子贡一个说法来。孔子的理由是：“君子言语要有规范，指责别人不要太随便，践踏了善而得到的是不祥的浮华。对《周易》重要的认识关键，在于不背离德义，并不在于它是否被祝巫卜筮利用过。因为《尚书》多有疏漏之处，而《周易》能使人无过失，而且又有古人遗教在里面，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夫子曰：‘君子言以榘方也。前祥而至者，弗祥而巧也。察其要者，不诡其德。《尚书》多疏矣，《周易》未失也，且有古之遗言焉。’”）。”

这就是“夫子”回答子贡的质问。这确实体现孔子不同于他人之处，孔子看到了《周易》一书的真理。对《周易》一书的认识“察其要者，不诡其德”（对“周易”的重要认识，关键在于不背离德，并不在于它是否被史巫卜筮利用过”）。这话说的太对了，孔子若没有那般的“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韦编三绝”。能有这样的认识吗？孔子看了《周易》一书，认为“有古人遗教在里面，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孔子没有看错，这正是《周易》一书的真正内容，那里是卜筮之书。也不能因《周易》被史巫卜筮利用过，就否定《周易》一书哲学性质，这正是孔子的伟大之处。

而《周易》一书在子贡的眼里就因为史巫用其筮卜，就认为《周易》是筮卜之书，就不再认真的去分析研究，去伪存真了。

子贡又接着质疑老师好“易”不安卜筮之用而乐其辞，也非君子之正道，仍然是“过”。总之在子贡眼里已把《周易》看成邪恶之物。史巫卜筮用，而老师乐其辞与史巫占筮虽是不同的利用《周易》，仍然持否定的态度。孔子听到子贡对《周易》一书如此简单的否定态度，给予了严厉的训斥与批评。孔子在教育子贡时又进一步阐述《周易》一书的理论道理。

“子曰：校（谬）哉，赐！吾告汝《易》之道：良[筮而善占]，此百姓之道[也，非]《易》也。夫《易》，刚者使知惧，柔也使知刚，愚人为而不妄，渐人为而去诈。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虑，纣乃无道，文王作，讳而避咎，然后《易》始兴也。”

这段的“子曰”里有几个缺失的文字，是学者推猜而补出来的，这几个字，可又是很关键的几个字。“良”后面是什么，才说出“此百姓之道”，是否就是[筮而善占]，若是，也与“[非]《易》也”符合逻辑关系。这就说明了孔子认为《易》之道，非讲筮卜的。百姓的好筮卜与《易》是根本不同的。这在孔子看来“筮”与《易》并非是一回事。孔子认为《周易》是讲辩证思维道理的。《周易》具有“刚者使知惧，柔者使知刚，愚人为而不妄，渐人为而去诈”的作用。《周易》一书有如此的作用，不就是如同古希腊哲人认为“智慧”之书吗？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哲学”书了。这里的“不妄”是什么意思呢？《周易》一书里本有一篇文章其题目就是《无妄》。这“妄”的含义是指不端不法之事。“无妄”就是指不干、不做不端或不法的事情。这“愚人为而不妄”就是“不聪明的或无知识的人学了《周易》就懂得了道理，就不会干出不端或不法的事情”。“奸人学了《周易》就会去掉狡诈之心”。孔子分明指出《周易》是讲义理的书，那里像普通的一般人那样当作卜筮之书在用，“非《易》也”。哪些用于筮卜的，是跟《周易》是两码子事。这可说孔子从根源上说出了“百姓之道，非《易》也”的道理来。孔子强调百姓卜筮，不是《周易》里的东西，《周易》是讲辩证道理的，这是两回事。这可是先秦对《周易》一书的性质，发出最理性的声音。孔子发出与众不同的声音来，这是震古铄今的声音。可这理性的声音，最终被帝王社会的黑幕遮掩了，没有留传给后世。等到了二千多年后，人们才能重新看到孔子对《周易》一书性质的说法。这孔子对《周易》一书的性质虽是对其弟子的教导，无疑也是向世人宣言《周易》一书是义理之书，是与卜筮那一套不相同的。

孔子是如此的对子贡讲《周易》是如何的一部书，为了证明《周易》有“古之遗言”，就与文王挂起勾来。这是史料第一次认为《周易》一书的作者是谁的说法。通行本《系辞》里虽然也认为“《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未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今本《系辞》里的这种说法是《易传》佚文《衷》里的说法，因《帛书》“系辞”里还没有这些说法。显然，通行本《系辞》是把佚文《衷》里的说法移了过来。但没有说是文王作《周易》，而在涉及《周易》一书的作者是谁是《要》文里明确指出：“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虑，纣乃无道，文王作，讳而避咎，然后《易》始兴也。”这是最早的说法了。孔子说《周易》一书是“文王作”。唯此孔子这说法，先秦没见第二人说过。后来司马迁也说过“文王拘而演《周易》”。孔子认为《周易》一书是讲德义的，但历史上并没有留下谁作《周易》的说法，虽然在孔子还是孩童时期时，韩宣子出使鲁国，见到《易象》，也发出了“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的感叹。韩宣子也只是认为《周易》与周公之德有关，没有说谁做了《易》。到孔子老而好《易》，所见到《周易》里是讲德义，就无形的联想到了周文王，这在常理之中。对于《周易》成书的年代，我们已在前面已讲过。《周易》一书是产生在西周后期，显然孔子认为的文王作《周易》是不能成立的。而孔子对《周易》一书的德义之说无疑是正确的，是与卜筮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一回事。

帛书《要》文记述了孔子对弟子子贡的质疑一一给于解释，为何自己现在喜欢《周易》，喜观《周易》就是看到了《周易》里有“古之遗言”，有文王的仁义思想。但子贡还是疑惑《周易》一书，终于说出“夫子亦信其筮乎”。子贡终于忍耐不着说出心中的想法，老师这么的喜欢《周易》，难道是相信了筮卜吗？在子贡的眼里，喜欢《周易》就等同于“信其筮”。这正是在当时史巫曾用春秋繇称文本《周易》而卜筮。也正是在这些人们的眼里认为《周易》是一部占筮的书。子贡也只记着老师已往的教导，是反对占筮的，孔子的教导是：“德行亡者，神灵之趋，智谋远者，卜筮之繁。”这无疑说明孔子是反对卜筮和信神灵的那些做法（这里并不是说孔子已往教育弟子说过《周易》是卜筮之书）。只是子贡眼里认为《周易》被用来卜筮，自然就是卜筮之书，而自己的老师曾教导过不能信神灵与卜筮，可现在喜欢《周易》达到痴迷的地步，就指责老师难道也“信其筮乎”。

孔子对子贡的这最终的疑问，给出的回答是“子曰：‘吾百占而七十当，唯周梁山之占也，亦必从其多者而已矣。’子曰：‘《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守]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乡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从《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巫卜筮其后乎？’”

这段话里的“吾百占而七十当，唯用梁山之占也，亦必从其多者而已矣”。

这一段话里有一句子内容不好理解。但并不表明孔子自已是个信占筮者，并且还是个占筮高手，那就误解了。那是讲述为何信从占筮者的道理。

然而也正是帛书《要》文里出现“子曰：‘吾百占而七十当’”这句话却被当今学界里认为孔子不但信筮卜，而且还是筮卜高手的证据了。

学界里一般把这句话理解为：“我一百次占，有七十次占对（或有的译：我占筮的准确率是百分之七十）。就是周梁山占的那一次（或有的译：就是用周梁山这种占法），也一定是取少数服从多数而已。”

这就把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本来是反对占筮，也常常教育其弟子们“德行王者，神灵之趋，智谋远者，卜筮之繁”的光辉形象给推翻了。孔子岂不是变成了一个没有智谋的好卜之徒了吗？把孔子说成不但不反对占筮，而且自己还常常筮卜。就出现在帛书《要》文里的那一句话，就要推翻《论语》中反映的“不承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加我数年，五十而学《易》，则可无大过矣”的孔子对《周易》如此的理性认识。显然靠《易传》佚文《要》里的那句话，就能证实孔子常常卜筮，这符合真实的孔子吗？这与《论语》一书所体现孔子的伦理道德政治思想不是相背离的吗？

至于《要》文里出现的“子曰：吾百占而七十当，唯周梁山之占，亦必从其多者而已矣。”这是孔子在学生子贡质疑其“夫子信其筮乎”，是来解释信筮者的道理，不是指自己信筮的行为与做法。孔子在回答子贡“夫子信其筮乎”时，孔子用了两个内容的回答，出现了两个“子曰”，是两层意思(子曰：‘吾百占而七十当，唯周梁山之占也，亦必从其多者而已矣。’子曰：‘《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第一层“子曰“意思是孔子“引用”，用“吾”(自己假若一百次占……)是从整个社会层面来讲信筮与不信筮的道理；第二层意思“子曰”才是孔子是阐明自己的“易学”立场，才用“我”字，而不同于前一句里的“吾”字。

如《论语》里引用“不恒其德，或承之着”时也没点明出处，而紧跟的是“子曰：不占而已矣”，才是孔子要表达的思想。也是孔子阐明自己的“易学”立场。同理《要》里孔子在回答子贡“夫子信其筮乎”的那段内容，也是两个层次。先是引用来说理，尔后才是孔子要阐述自己的“易学”观点。前一句“子曰”不能认为是孔子自己的行为做法。那样认为就错了。至于那句话“用典”现没有人知道出自何处，特别对“周梁山之占”更是难以解读，一些学者望文生义的说法，也只是一种假说。在学术界没有解读出这“周梁山之占”是何意时，就下结论得出孔子自己占筮一百次就准确七十次”，这就成为孔子是常占筮的证据，这种认为是不能成立的，是错误的。

纵观孔子回答子贡“夫子亦信其筮乎”的那段话。第一个“子曰”无疑是“引典”说明占卜为何出现“从其多者”的道理，不是说自己占卜的经验方法。那句话是当今学界里没有正确理解所至。一般把“吾百占而七十当”，解释为“我占卜一百次，有七十次相当”，是把“而”解释“有”，把“当”从古意认为的“中”。而关键这句话的“而”做何解释，应该通篇内容分析考虑孔子的思想目的。无疑这“而”字不能当“有”讲，这里的“而”应当作“连词”里的如果讲。这句话是孔子引典来说明信占卜者的道理。虽然这引典“周梁山之占”不详出处，也不解其意。但通句并不表明是孔子“自己占一百次就有七十次相当”行为。

这一句话的译文应是“孔子说：‘自已若一百次占卜，如果七十次相当。唯周梁山的占卜，亦必跟从参与的人就会多了。谨止于此罢！’”这分明是一种假设的说法，关键语是“谨止于此罢”。孔子回答子贡“夫子也信其筮乎”而做出的人们为何信筮的问题。现在的人们是断章取义，而不连系后面句子内容综合分析(“唯周梁山的占卜，亦必跟从参与的人就会多了。谨止于此罢！”)。

反而认为是孔子常占筮的高手，实是没有正确的理解这句话而曲解了孔子。所以第二个“子曰”的内容就是继第一个问题，阐述自己对《易学》的立场，是非常明确表述自己的立场观点。

“《易》我后其筮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羲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

孔子表述自己的观点是旗帜鲜明的，那些把孔子说成是一个不但相信占筮，还是一个常占筮的人，简至是对孔子的亵渎。

再说，若按学界里认为“子曰：‘吾百占而七十当……”，理解认为孔子成了善于占筮的人。岂不与《要》文里子贡说的：“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灵之趋，智谋远者，卜筮之繁’赐以此为然矣”的说法相矛盾吗？子贡这说法不是已证明孔子以往常教育其弟子们，是反对占筮的。又怎能把孔子说成是常占筮的人呢？孔子若成了常占筮的，那么子贡说的“夫子它日教化弟子曰”又如何解释呢？孔子本是一位反对卜筮的伟大思想家，却被今天的人因考古上发现了帛书《要》文里的一句话，而不能给于正确的理解，反尔把孔子说成是善于占卦的人，这岂不是又制造了一个天下奇冤吗？

孔子一心一意的是要建立他的伦理道德政治王国。孔子认为的是，都去行道德仁义了，自然有背于道德仁义的事情就消失了，那些祭祀卜筮之事也自然就不存在了。

孔子在回答子贡的质疑时，强调要行“德”，“仁”的理念，无疑是不赞成那些祭祀和卜筮的行为。这是表现的孔子道德教化思想是与《论语》的宗旨是一样的。这里反映的筮卜的看法，也与《论语》里“不占而已矣”的内涵相一致的。《要》文，体现孔子对《周易》一书的与筮卜的辩证认识，无疑又是理性的启蒙。这种思想与《论语》里反映孔子对《周易》的认识是相符合的。这是先秦儒者与后封建社会里的儒者对占筮认识上的重大区别。

孔子不但不信筮卜，还是一位反对占筮的先行者。孔子在《周易》学上的最大贡献是从学术理论上把《周易》从史巫卜筮中分辨清楚。因《周易》产生之后被史巫蒙羞，孔子并不被卜筮之用的繇式《周易》外在格式所迷惑，而孔子看懂了《周易》内容的义理。

孔子在对《周易》一书的论述，无疑在《周易》学术史上，是一面光辉的旗帜。那些从考古发现的资料上，没能正确理解，而曲解孔子，应当彻底的纠正。否则一次次，轰动中外，又让众多学者欣喜若狂的考古文化大发现，却变成了先秦进步文化及思想家的罪证，那就适得其反了（若真是真实的证据材料还罢，可那是不慎重对待学问而产生的错误理解，势必造成学术上很坏的影响）。

如“竹书《周易》的发现，被研究竹书《周易》的权威学者所下的一个结论：“在《易学》研究中有所谓“九六”的争论。有的人认为“九六”之名是汉代的人加上去的，先秦时《周易》没有“九六”。楚竹书《周易》的问世，真相大白，为这场争论画上了句号。……楚竹书《周易》的问世，证明了“九六”这个名称，在先秦时候就已经存在。”（见“楚竹书《周易》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濮茅右著 2006年版）

我们认为这种结论下的还过早。以“竹书《周易》”的发现，就认为“九·六”争论画上了句号，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并且竹书《周易》资料鉴定时间的下限并未排除汉初。竹书《周易》又是海外古玩市场购回的，没有考古出处。且不说其伪。就算竹书《周易》是战国未期的传本。竹书《周易》只能证明战国末期《周易》已经有“九·六”之说了。而“九·六”之说也正是战国末期的产物。那么，竹书《周易》自然不能证明《周易》原创时就有“九·六”的称法，故不能说先秦时期《周易》已经有这些“九·六”之称。我们认为“九·六”之争画上句号，正说明不是先秦时候就已经存在了，“九·六”之称，而是秦汉之际添加进《周易》文本的，说是先秦就存在的，显然是错误的说法。

又如《清华简》的发现（清华入藏战国竹简），已有研究者通过对《保训》篇的发布，而从其中的“侌（阴阳）之勿（物），咸川（顺）不（逆）”。这一句里理解认为，《周易》在周文王时期已经产生。把“川”理解为“坤”卦解释。这本是在传播中，连竹简上的文字都没有统一规范及公认的说法时，以及竹简的真伪还在争论中(因竹简是从海外古玩市场上购回的，并没有出处)，可有人望字生意，就论证出《周易》如何如何的，那只是以讹传讹的说法而已。

也正如我们前边说的从一句“吾百占而七十当……”，而理解成孔子是一位爱占筮的人。这不能认为是学问与学术上的自由，而是做学问与学术上的悲哀。

我们还是回到正题上来。孔子是春秋后期的一位伟大思想家，孔子对《周易》一书性质的认识与论述，无疑在先秦时期为战国百家争鸣，开启了理性之门，也为先秦时期那场中国式的启蒙运动做了一个奠基。

帛书《要》文反映孔子对筮卜与《周易》讲德义的论辩，无疑是理性与进步的思想。那应是先秦最具有启蒙意义的哲学思想了。那段话所表现的思想性，无论先秦，抑或是后封建社会，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千古绝唱。再没有人，也没有典章里出现过真对《周易》是卜筮是义理的辩证论述了。《要》文之后，纵然长达两千多年里再没有过谁能像孔子那样精辟的对《周易》一书正确的认识过。但遗憾的是就这《要》文却成了绝学，不传于后世。正因是帝国的统治者，看到那理性的东西与帝王专治家天下的统治思想是不相适应，所以才庶蔽起来，只能带到坟墓里去了。汉统治者把先秦《易传》不适应统治要求的思想观点删除掉，而把适合的给保留下来。这才是帛书《易传》里《要》文不见天日的真正原因。

孔子看到了《周易》一书里的真理，可无情的苍天没有“降斯于大任”于孔子，若孔子多活上几年，就能够把《周易》的文辞和义理充分掌握了。可孔子没有完成这一划时代的历史重任。而孔子刚刚发现《周易》里的“德义”之声，也被无情的历史之门关闭了。这刚刚开启的希望之门一关就是两千多年。孔子对《周易》真知灼见的认识，被埋葬在地下，一埋就是整个后封建时代。帛书《周易》与《易传》的考古发现，无疑对《周易》的再认识将起到大变化。也正如十年前武汉大学萧萐父教授他在《郭店楚简的价值和意义》中说：“……这次大批简书的缤纷出土和研究的逐步深化，势必对中华学术文化的未来发展产生巨大的，难以估量的影响。”

而此文中引用了在香举行的“传统文化与21世纪”学术会上饶宗颐先生的话：“近二十年的考古新发现，特别是大批楚简的出土和研究，有可能给21世纪的中国带来一场自家的文艺复兴运动，以代替上一世纪由西方冲击而引起的新文艺运动。”（《部分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0年版）。

饶先生的预见是可能的。有可能从考古发现的简帛书上的研究，对传统文化思想的新发现与对古典文化的再认识。看有多少先秦理性的东西而被黑暗的后封建社会里所庶蔽。但愿出现饶先生的那种愿望的预见，而不是像学界里从帛书《易传·要》文里错误的研究认为，把孔子变成一个非理性的人了。说孔子常常占筮，还是占筮高手，这恐怕不但不能带来一场自家的文艺复兴运动，而是带来了一场“封建”迷信上的复兴，那可是很悲哀的结果了。

我们讲了春秋时期《周易》一书的出现，在《左传》一书里记载是被史巫用于筮卜，其后也有上层人士把《周易》一书做义理之书看待，而直接引用《周易》里的内容来说理。在春秋时期《周易》一书形成了两种用法，史巫手里用作筮卜，上层贵族学者手里看作义理之书。而到春秋后期，产生的一位伟大思想家孔子，老而好《易》，才所见《周易》一书的真理，旗帜鲜明的表述《周易》是讲“德义”的书。“吾与史巫不同，吾求其德而已”。

我们说了《左传》与孔子，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孔子之后的战国时期对《周易》一书是如何的看法与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