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易学”评论》(七十二)
下卷:现代”易学”评论
第一篇:评现代人们对《周易》一书的学术研究
第三节:现代易学家对《周易》的说法
如金景芳的那种说法的，在金景芳之前的李镜池先生就有过论述。李镜池的《周易探源》一书“序”里这样说：“《周易》是我国最古的一部书，其所以难解，除了它的文字古简以外，还由于它是一部占筮书，其中隐藏着编著者的哲学思想，而编篡时所采用的材料（占筮记录）时代当更加古远。”
“《周易》的内容性质，我认为《周易》原是一部占筮书，为供占筮参考而作，但它由许多占筮辞经编著者的选择，分析，改写和组织，它就不单纯是占筮书，而是寓有作者的思想的占巫书……所以《周易》是以历史材料（旧筮辞）做根据表现作者哲学思想的一部占筮书。”（《周易探源》 中华书局 李镜池著 1978年版 第1页 第6页）
《周易探源》一书里还有两篇是“《周易筮辞考》”、“《周易筮辞绪考》”。皆把《周易》的文章称“筮辞”，李镜池无疑认为《周易》是占筮卜辞了。《周易筮辞考》是李镜池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写的，李认为《周易》是占筮之辞的证据，是“《周易》中讲到“筮”的有两条。
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蒙》）
原筮，元永贞，无咎。（《比》）
言“占”者一条，未占，有孚。（《革》九五）”（《周易探源》 中华书局 李镜池著 1978年版 第20页）
恰恰有“筮”字的两条，是《周易》作者引用“筮”法做比喻，而不是讲占筮。而出现“占”的一条，正是体现了《周易》作者反对占卜，而倡导的是“爱”做为政治的根本。若断章取义，看到某书里出现“筮”与“占”字，就认为是占筮之书，那不就太武断了吧？
而《周易筮辞续考》是李镜池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写的，事过三十年，李对《周易》一书性质的认识并没有改变，此篇文章里说：“在这里，我证明了两点：（一）卦、爻辞是筮占的筮辞，《周易》是卜筮之书；（二）卦、爻辞中与甲骨卜辞相同的，为一次的筮辞；其繁复异于卜辞的，为两次以上的筮辞的并合。”（《周易探源》 中华书局 李镜池著 1978年版 第73页）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哲学界里对《周易》哲学研究上出现一场讨论。李镜池先生也有一篇《关于周易的性质和它的哲学思想》，这篇文章中说：“《周易》分“经”和“传”两部分，内容性质有很大的差别，“经”是占筮书，卦，爻辞（经文筮辞也叫辞），反映了周早期的政治、军事、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生活状况，正如甲骨卜辞一样，我们可以从这里找到了好些珍贵的历史材料……很清楚《易传》是哲学书。
我们这样把《周易》的“经”“传”性质划分开来，说《易经》占筮书，并不是说《易经》没有哲学思想。”（《周易探源》 中华书局 李镜池著 1978年版 第154页）
“由于编者整理，加工，总结经验，所以它虽然是一部占筮书，而其中就有哲学思想。虽则这里面的哲学思想，或有或无，或显或隐，我们不便过事推求，更不必强加附会，但肯定它是有的。最显明的一例是《泰》九三爻辞：‘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这是从物理变化，生活经验得出来的至理名言，具有对立转化的辩证意义。”（《周易探源》 中华书局 李镜池著 1978年版 第155页）
这就是李镜池先生认为《周易》既是筮卜一书，又含有哲学思想的悖论。这种对《周易》既肯定是一部卜筮之书，又含有哲学思想的说法，在现代学界里似乎形成了一个学派。笔者给命一个名字叫“悖论”派。不过他们所说的《周易》哲学思想或含有辩证法，都是从那套画符号错纵及对立上，认为的辩证法思想，还包括抽取《周易》里一些辞句。 如“泰”、“否”、“损益”，“无平不陂，无往不复”等就认为《周易》里是讲对立与辩证的哲学了，包括一些还从画符号阴阳之说来附会出哲学与辩证法思想，并不是从《周易》一书的六十四篇文章内容及《周易》的整体思想去理解，更别说他们又首先肯定《周易》是卜筮之书，而后说什么《周易》里有哲学思想，这本身是一种悖论。从占筮书寻找哲学思想的说法，是一种认“巫”为“理”的谬论，你看后来流行的算命“八字”书中，在论述五行在四季中的性状，能说没有“辩证法”吗？但那辩证法是干什么为目的的呢？是“命定论”，是“宿命论”的思想，那里能与哲学相提并论呢？
上世纪60年代初，在学术界掀起关于《周易》性质的一些学术讨论。冯友兰率先发表了《易传》的哲学思想。李景春发表了“《周易哲学及其辩证法因素》。
而笔者是2009年在书店里看到张其成的一本易学著作里，举例古往今来，人们对《周易》一书的说法，认为《周易》是哲学的，列举到“李景春说：《周易》不仅是中国古代一部最早的有系统的哲学著作，而且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有系统的哲学著作之一”。（《张其成全解周易》张其成著 华夏出版社 2009年版 第6页）
由此知道了李景春写过一本名称为《周易哲学及其辩证法因素》的书。很是兴奋，兴奋的是，有人已看出了《周易》是哲学，而自己也看出《周易》是一部哲学书。已知《周易》是哲学与算卦不是一回事。
后来知道李景春所说的《周易》哲学，是个援《传》于《经》的说法，即把属于《易传》里的一些哲学思想说成是《周易》里的东西。而李景春同样认为《周易》有
卜筮的一面。
从网上看到杨庆中的《论二十世纪中国的易学研究》一文中说：“关于《周易》的性质，论者都不否认它的占卜功用，也都不否认其中含有哲学思想，但二者的比重谁大谁小，论者的观点则不一致。如冯友兰等认为《易经》本为卜筮之书，其中包含着一定的哲学思想。
李景春，繁星等人则认为《易经》不仅是卜筮之书，更是哲学书，或者更主要的是哲学书，是一部讲世界变化规律的书……
由于《周易》经传关系的复杂性，在这次讨论中，有些学者常常经传不分，经传互证，也有个别学者如李景春，存在把古人思想现代化的倾向。一九六三年三月十六日的《光明日报》发表方鑫的《研究周易不能援“传”于“经”》的文章，对此种现象提出批评……针对李景春在《周易哲学及其辩证法因素》一书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挂在两千多年的古人的名下，把古人的思想说得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差不多’的做法，不少学者提出了较为严厉的批评。最后以李景春的自我批评之作《怎样解决本质的分歧》一文结束了这场讨论。”（见网易博客，杨庆中《论二十世纪中的易学研究》）
从杨庆中的文章里已知李景春同样认为《易经》是卜筮之书，而又是哲学书的双重性质的说法。李景春认为《周易》的哲学“是一部讲世界变化规律之书”，这说明李景春的《周易哲学及其辩证法因素》，如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里讲的《易经》哲学，那是援《易传》里内容而说成是《周易》里的哲学思想，是通过“八卦”阴阳讲变化的，那种所谓的哲学与《周易》里的哲学不沾边，与笔者所讲的《周易》哲学不是一回事。这还可以从李镜池的《周易探源》一书里得到印证。
“如李景春先生说：‘周武国王所领导的战争是当时人民解放战争，而这个战争所以能够发动，是由周易哲学的作者的文王所准备，所培育的。’”（《周易探源》第153页）
“所以我们研究《周易》，对于《易经》编者，既要指出他的进步性，又要指出他的局限性，而对于《易传》，更要严格地把它跟《经》划分，不要以“传”所说的就是“经”所本有。有些人颇有混“传”于“经”的毛病，如李景春先生说：‘引伸是对原来事物的引申，发挥是对于原来事物的发挥，如果《周易》经文不含有哲学思想，那就不能从《周易》经文中引伸发挥出哲学思想。’这话是不合逻辑的……引伸发挥的只能是引伸发挥者的思想，不能说就是原来的事物已经含有。”（《周易探源》第160页）
“李景春先生选取了几个卦来说明卦的次序的排定是合乎质变，矛盾转化，质变继续产生，矛盾继续转化等辩证法的道理。这意见我不敢苟同。”（李镜池《周易探源》第169页）
由此印证了李景春援“传”于“经”而阐述出《周易》的哲学思想吧？但李景春先生谈的“引申”道理，不能说不对。而《易传》是“象数”与“筮术”阐发《周易》，还不同于“引申”。若以“如果《周易》经文不含有哲学思想，那就不能从《周易》经文中引伸发挥出哲学思想来”证明《易传》“引伸发挥”的正确性。恰恰《周易》一书并不讲“象数”、“阴阳”，而《易传》确“引伸发挥”出“象数、阴阳”来。而《周易》的确是一部哲学书，可《系辞传》却“引申发挥”出占筮说。这说明《易传》不能代表《周易》的思想，《易传》代表了学术研究者的认识而已。李景春援《传》于《经》（指《周易》）来阐发《周易》的哲学思想，那不过是《易传》里的思想而已，使李景春形成错位的认识。
“任继愈先生跟李景春先生一样，选取其中几个卦，说这样上下配搭是有意义的，有‘万物交感的观念’。说《易经》作者认为上下两个事物如果不相交，这一卦就‘不吉’，上下易位，才可以各得其所，凡是这类的卦，都有上下交感之象，所以一般是‘吉’卦，与此相反的卦，就是‘不吉’的卦。他举出《泰》、《否》、《既济》、《未济》四卦做例证。”（《周易探源》 第169页）
从李镜池的《周易探源》里说法印证了李景春所谓的《周易哲学与辩证法因素》还没有真正揭示出《周易》里的哲学思想，只是通过《易传》认识的《周易》哲学思想，是以讹传讹的东西。但有一点值得肯定的是李景春说的“《周易》不仅是中国古代一部最早有系统的哲学著作，而且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有系统的哲学著作之一”这说法。但必须把“卜筮”之说从《周易》上剥离出去，又要把《周易》一书的六十四篇文章注释的是符合《周易》原创的真实哲学含义。那时说“《周易》不仅是中国古代一部最早有系统的哲学著作，而且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有系统的哲学著作”才能站着脚。若既认为《周易》有卜筮功能，又说《周易》有哲学思想，就陷入悖论的泥淖。
易学家黄寿祺，也被张其成的一书中列为认为《周易》是哲学的其中之一。而张其成的那部书里也是断章取义说黄寿祺说“冠居群经之首的《周易》，是我国古代现存最早的一部奇特的哲学专著”。单从张其成的那部书里看到这一句话，无疑认为黄寿祺先生是认为《周易》一书是哲学，不同于众多学者把《周易》看作是卜筮之书，使人不能不对黄先生肃然起敬。但看到黄先生的《周易译注》一书时，觉得张其成是断章取义。而事实黄寿祺先生也同样认为《周易》有占筮的功用。这说明不看作者的原书，就会听信以讹传讹的说法。
黄先生的《周易泽注》前言说：“冠居‘群经’之首的《周易》，是我国古代现存最早的一部奇特的哲学专著。这部奇书的思想光华，是通过神秘的‘占筮’外衣，焕发出恍惚窈冥的象征色彩。它那蕴蓄丰富的变化哲理出现之际，人们对之既向往又‘陌生’，乃至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
翻开《周易》，首先看到的是八卦，六十四卦符号，以及与这些符号紧密关联的卦辞，爻辞，这就是《周易》的“经”文。
《周易》的性质，历来颇有争论。主要的分歧是：或以为是筮书，或以为是哲学著作。这一问题牵涉到对《周易》经传大义的认识，由此这里亦分经传两部分试作探讨。
显然《周易》的卦形，卦爻辞创成之后，其最突出的效用是占筮。……根据上文对六十四六十四卦哲学意义的简单分析，我们认为《周易》的占筮，仅仅是古人对六十四卦义理的方面运用，《周易》的象征，是其书哲学内容的基本表现形式，而贯穿全书的反映事物对立、运动、变化规律的思想，则是六十四卦哲学的根本核心，因此《周易》的‘经’部分，虽以占筮为表，实以哲学为里，应当视为一部独具体系的哲学著作。”（《周易译注》“前言” 黄寿祺、张善文译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再看《周易译注》对《乾》“用九（1），见群龙无首吉（2）”的注释：“[注释]：（1）用九，这是指明《周易》哲学以‘变’为主的一方面特点。《易》筮过程中，凡筮得阳爻，其数或‘七’，或‘九’。‘九’可变，‘七’不变，故《周易》筮法原则是阳爻用‘九’，不用‘七’，意即占其‘变爻’，若筮得六爻均‘九’时，即以‘用九’辞为占……。”
黄先生一面讲《周易》筮法，一面又说《周易》哲学以“变”为主的一方面特点。这种悖论就是一面看到今本《周易》的“六·九”卦爻形式，一面又看到这卦爻结构形式里面所谓占辞所包含有的哲学思想，因无法将这种形式与内容的历史成因揭示清楚，就来个亦筮亦理的阐述。在阐释算卦书的筮法，又加杂着“哲学”的说法，也就出现了今天对今本《周易》的悖论说法。
我们通过《周易译注》前言里的说法和对《周易译注》里的注释来看，我们就明白了黄寿祺先生所说的《周易》是包括“经”与“传”的，他说的“经”就是所谓的“卦爻辞”，这实际是《周易》的内容，应称《周易》。所以黄寿祺先生认为的《周易》是“其最突出的效用是占筮了”；而黄先生认为的《周易》哲学是“反映事物对立，运动，变化规律的思想，则是六十四卦哲学的根本核心。”这无疑说明，还是通过 “象数”学说引发的哲学之说，单就这说法也与《周易》原创内容的哲学思想不是一回事，何况黄先生又把《周易》说成是“其最突出的效用是占筮了”。黄先生已然没有揭示到《周易》的真本义、真哲学。故黄寿祺先生《周易译注》前面的《读易要例》的里还大讲“象数”与“图式”。黄已然是“象数”注释《周易》的义理者中的一员，同样是继承了《系辞传》里《易》学思想，是把《周易》双重性质说的换个说法而已。所以黄寿祺先生在对《周易》里“文辞”译注时，就出现了“象数”以解之。如对《小畜》里的所谓爻辞的解释：“九五，心怀诚信而牵系群阳共信一阴，用阳刚充实丰富近邻。上九，密云已经降雨，阳刚已被畜止。至高极上的阳德被阴气积载，此时妇人必须守持正固以防危险，要象月亮将圆而不过盈，君子若往前进发必将遭凶。”
这正是用阴阳爻位来解释“文辞”，这是两千多年以讹传讹的”象数”注释《周易》，并且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的今天，还走不出帝制里”易学”的泥淖。
使人遗憾的是黄寿祺先生不能排击筮术说与“象数”说，而在注释《周易》却被筮说与象数说玷污了。但黄寿祺先生的《周易译注》里的有一些译文还是比较接近《周易》原文哲学内容，但《周易》里的文章，只要用心，逐字的翻阅《辞源》或《古汉语常用字字典》查看，抛开传统上《易》学象数联想发挥，就很容易把握与翻译，即非常明显表现出“文章”的逻辑性与哲学的内涵来。不难看出《周易》每篇文章所体现“文以载道”的哲学思想来。笔者却非常遗憾惋惜黄先生若能剥离“筮卜”说与“象数”说而注译《周易》。把《周易》恢复其原来的哲学思想，那么，《周易译注》一书可真是光照千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