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卦筮法源流考》(六)(1/1)

首发：~《八卦筮法源流考》(六)

——八卦筮法江湖术揭示与批判

上卷:先秦八卦取象筮法

第三章:《春秋左传》一书记载"以《周易》筮之"的筮例的实质内容

第一讲:解读《左传》记载的“以《周易》筮之”的第一筮例的起筮方法与解筮方法

第四节

我们已知春秋《周易》文本，不是以“六·九”数字来做《周易》里的每篇题目。春秋《周易》文本，还没有被史巫改造成数字爻称的结构形式。但春秋《周易》文本，在巫史手里一样可用蓍草起筮，即按照“大衍之数”起卦法，一样的起出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里的某一“六联体”符号，这关健是把原创《周易》所用那套符号篡改成六十四卦符号的卜筮工具。

我们就以《左传》里的第一筮例来演示在春秋时期是如何得出此卦，又是如何得出“观之否曰：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这句繇辞的。

首先是用蓍草来起筮（后称卦），前面已讲过的推演方法，是要通过“三”、“六”十八变求出一卦，在揲蓍过程中（即三、六，十八变）得出六个数字：如

“七、七、八、六、八、八”。在通过对这些数字按规定转换成“六联体”符号（在春秋“六联体”符号组合的两个基础符号之一的写法还不是后来的“- -”这种写法，类似是“∧”这种写法），就得出一个“六联体”符号来，也就知道是繇式《周易》里的那一个符号和名称内容了，即后来所谓的某一卦了。

具体的操作是这样的：

第一步，通过揲蓍（经过“三”、“六”十八变的推“衍”）所推演出的这个数字，再把这数字转换成“画符号”，假若按成卦法则规定，奇数转为“—”符号，偶数转为“∧”（后来写作“――”）符号。就有揲蓍推演出的六个数字变出一个“六联体”符号，也就得出春秋《周易》文本里的某一个“六联体”符号（如以春秋《周易》文本以外的卦书进行卜筮，同样是这种方法，而得出六十四卦里的某一卦符号，也就得出某一卦了）。

如下转换方式：

七 —

七 —

八 ∧

六 ∧ (x)

八 ∧

八 ∧

（揲数）(《观》里的“符号”）

通过揲蓍之法，即通过“十八变”推衍出“七、七、八、六、八、八”这六个数字，我们给这些数字命名为“揲数”，即揲蓍推衍之数。再把“揲数”转换成亲符号，就得出所谓的某一卦来。

春秋时期还没有在卜筮符号上附阴阳之说，但在筮法上可以分奇偶数字来规定转换成某卦符号里的两种基础符号。即使春秋时期对数字还没有的奇偶之说，应知道数字里的单双之分，就以数字里的单双之数转换成某卦符号里的两种基础符号，一样能得出“六十四卦符号”里的某一卦符号来。

第二步，但是如何得出春秋《周易》文本里的所谓某篇(当时不称卦，为了更好理解，以下称卦)里的某一繇辞呢？我们已知春秋《周易》文本是以“六联体”符号及《周易》里的名称做为每“卦”里的繇辞的“繇称”。如春秋《周易》文本中《观》的结构形式是：

(每个( )里是一个六联体符号，因打不出故以括号代替)

( )《观》：盥而不荐，有孚顒若。

( )益：童观，小人无咎，君子吝。

( )涣：闚观，利女贞。

( )渐：观我生进退

( )否：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

( )剥：观我生，君子无咎

( )比：观其生，君子无咎

春秋《周易》文本被史巫用于筮卜，以《周易》里的文辞改做“繇辞”，而比类联想附会人事吉凶。每卦里的“繇称”（或称“繇题”）就是以每卦里的卦画符号从初画基础符号变起而得出另一卦画符号，来做为每卦里六句繇辞的一个繇题。这种以一个“六联体”符号里的一划而“变”，就变成了与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里的某一“六联体”符号相同。这若说是"易学"上以卦变卦，应是“卦变”最早的例证。但可惜春秋时期流行的春秋《周易》文本，在春秋之后，历代并没人考证出来。也就不识春秋《周易》文本里是用每个“画符号”（即“六联体”画符号）中的初画变起，而所得出另一个“六联体”画符号，并将这一个“六联体”符号及名称做为一卦里的繇辞的排序称谓。因一个“六联体”符号是有六个划道（或连或断的两种线段，当然这是后来“六联体”符号的写法）组合，从初画变起（即“—”变成“— —”，或相反）依次变化，变六次，也就得出六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就把这六个“六联体”符号和名称（后来在卦学上一看便知是六十四卦里的某卦符号和卦名称）作为一卦里的六个繇辞的繇题，这是《周易》原创文本被篡改成繇式《周易》的结果形式。如繇式《周易》（即春秋《周易》文本）里《观》的结构形式。

以上面第一步中已知，可通过“大衍之数”起卦，得出揲蓍之数而变出的“六联体”符号，就知道是《观》的符号，但如何得出《观》里的某一繇辞呢？实际这是一个很好解决的问题，即规定出筮法原则。如规定出，在起筮过程中，通过揲蓍所得出的奇偶之数里，凡遇最小（或称“少”）的偶数“六”，与最大的（或称“老”）奇数“九”，是谓“变数”。凡得出“大”、“小”变数，就是“繇变”（后来改称“爻变”），就得出某“卦”里某“繇辞”来（因为通过“大衍之数”，推演的结果只有“六、七、八、九”四个数字出现）。如第一步中，在揲蓍过程所得六个数目，其中排在第三中的数是“六”，是“六、七、八、九”中的最小的偶数，按筮法规定是“变数”（即“繇变”）。那么就知道是《观》中的“六联体”符号自下而上排在第三的“繇画”是个“变画”，在记作的时候可在这个“变画”符号后面几个记号（如记个“x”）。在对应《观》里的繇辞，就知道是什么内容的“繇辞”了。

春秋史巫在起筮时，用蓍草推衍，是心知肚明的会心里记着这个“六”是个“繇变”，还是用毛笔在竹筒上把《观》里画符号排在第三的繇画符号上作个特殊记号。

而是史巫用揲蓍推演出六个数字后，按成卦法则转换成“六联体”符号，就知是《观》卦了。同时按成卦法则规定的“大”、“小”奇偶数（春秋筮例中还没有阴阳说法）为“变数”，也就知道《观》里的第三繇画是个“繇变”，目的是得出“繇辞”，而不是再变出新的一卦画符号。如上面“第二步”中的《观》结构形式里第三繇辞的“繇题”是《否》。已知起筮时，这一繇辞是个“繇变”，假如规定是要按这一繇辞，推断人事吉凶的，史巫起出这一卦时，就会说：“遇观之否曰：观国之光，利于宾于王。”这“否”是《观》里一繇辞的“繇题”而已，而不是又变出了所谓的六十四卦里的《否》卦。故不能认为《左传》里的“观之否”是“变卦”筮法，而恰当的称法，只是个“繇变”筮法。???

《左传》里记载的第一筮例，是史巫以春秋《周易》文本，通过蓍草推演起筮，通过“十八变”得出的数字按奇偶之数换成卦画符号，就可起出一“卦”来，卜筮的巫史，不用翻本就知是哪一卦了。在通过起卦时人为规定卦画某划是"变"划，就得出某卦里属第几的"繇辞"来。这本身没有一定之规，均是一种想象而已。后在宋代邵雍不是"发明"了多种起卦方法，现在不是用铜钱摇摇看正反面来起卦。再一，前面已说过，正因春秋《周易》文本，在起卦上有局限性，如起卦时只有出现一个"变”数，才能得六繇辞里某一繇辞，若出现两个以上变数，就超出那种格式，就转变成另一卦画符号，故后来才取消用《周易》名称当"繇题"格式，改成以阴阳数字(六·九)为爻称格式的《周易》文本。

《左传》里记载的第一筮例，周太史就是这样筮出了《观》中的《否》繇辞来“推算”小陈完以及其子孙的命运吉凶的。那么，通过这一“起筮”方法知道，这与《周易》一书里的内容是无关的。因《周易》一书里即没有讲筮术的方法，也不讲断卜筮的内容。若想从《周易》一书学得“起卦、算卦”，只能是白日做梦。只有把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衍生成卦符号，成为算卦的工具，再结合《系辞》里的“大衍之数”才能起出六十四卦里的某一卦。这无疑说明《周易》与“八卦”筮术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再者由此说明八卦算卦上的关健与那套演变成卦符号工具分不开。

我们接下来看《左传》里所谓用《周易》筮之，又是如何的推断人事吉凶的？并且那些关联到用《周易》里的文辞当筮辞而断人事吉凶有没有道理呢？假使《周易》是占筮之书，那么，用《周易》里的“繇辞”就能看出人事的吉凶了吗？

周太史在筮出《观》之《否》曰：‘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并说道“此其代陈有国乎。不在此，其在异国，非此其身，在其子孙。”

周太史筮出《观》里的《否》繇辞，确实是《周易》一书中《观》篇文章中的一句话，即“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你若打开今本《周易》里的《观》卦里，看到第三爻辞也正是“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二千多年来还是一字不差。但相差的是《左传》记录的这一筮例中所说的是：“遇‘观之否’曰：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里的“《观》之《否》”，这是史巫运用春秋《周易》文本筮卜时的称法，而今本《周易》是“六·九”爻称的结构形式里，是称"六四:观国之光，种用宾于王”。这一句话确实是出自《周易》里《观》篇内容，而非是《否》篇中的句子。那么为什么说是“《观》之《否》曰”呢？而不是说“《观》之"六四"曰”呢？说明当时《周易》一书还没有改造被添加进去“六·九”爻称。而“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在春秋时而是春秋《周易》文本里《观》里以《否》作繇称下的一句繇辞。这是被看作“变繇”里的“繇辞”，以当时的筮法规定，就通过这一繇辞要对陈侯的儿子完算出个身后的吉凶来。即这一“繇辞”，对周太史来说，藏着陈侯儿子的吉凶密码。即卜筮的“天机”。当然，这只是被认为是敬仲（即完的字号）命运吉凶密码其中之一，关键是所占出《观》之《否》的所属八卦符号里的取象，更是所认为藏着吉凶密码。周太史要以《观》之《否》这一繇辞以及《观》之《否》八卦符号的取象，给小敬仲推断出日后吉凶的所以然来。从周太史给小敬仲推断上看，是算前程。现在叫算官运，即不断婚姻，也不断财运及寿命，而是断官运。不但断陈侯小儿子的官运，还包括其子子孙孙八代后“代陈有国乎”的这种“官运”。而这“代陈有国乎”，正是从“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这一句话里看出来的“天机”。若非筮出《观》里这句话，而若是筮出是《大畜》里的第四繇辞里的“童牛之牿，元吉”。也不知周太史如何从这句话里看出敬仲日后及子孙的“天机”说法来。《大畜》篇里的“童牛之牿，元吉”。其意是“给小牛扎上牛鼻桊，(训养牛)是大有好”。《大畜》篇里所讲述从养家畜来比喻政治上的道理，若是被巫史当作占辞，而不知如何断章取义比类、联想、附会人事吉凶的。若筮出这句话，当占辞，也不知周太史如何附会出吉凶上的所以然来。那么，要是筮出《大畜》里的第五繇辞：“豮豕之牙，吉”。意思是“给刚长出槽牙的小猪阉割，利于饲养育肥”。若筮出这一句话，史巫当然也会联想、比类到人事吉凶上，一定也能附会出个所以然来。刚好周太史占筮出的是《观》中的“观国之光，种用宾于王”。就比类、联想到陈完(敬仲)日后会成为国外一个王的上宾。那么，要是筮出春秋《周易》文本里的三百八十四繇辞的任意一个爻辞，都不涉及“上宾”有关，可周太史又如何知“天机”呢？人们会说“八卦”就是神，三百八十四爻，不是想要什么就占出什么。为何筮前（即算卦前），按朱熹要求的，要很恭敬的进行一凡求神的仪式，要净室，焚香，祷告。把心里想卜问的事项，向神灵诉说，这样才能得到神的启示。若按这样说，这就是神启的仪式，八卦筮卜，岂不是巫术是什么呢？

按朱熹的说法，这八卦筮卜就是一种通神的方式，是天人沟通的一种方式。虽然八卦卜筮前的仪式是一种巫术行为的表现，可仪式结束后，所占筮而得出某一卦后，而把《周易》篡改当占辞来看时，即史巫占出某一卦时，要看卦辞，可把《周易》当卦辞看待时，可《周易》本是为君子讲述的政治道理，那些句子内容不是讲人生命运中的官、财、婚姻、寿命祸福的占辞。史巫解卦时，就面对上一个难题，如何从本是说理的文章内容上附会出所占断的人事吉凶呢？本身《周易》一书里的文辞，几千年来的注释就不统一，现在的译注一句话，而是各有说法。那么巫史占出某一句话，能理解那句话的意思么？这都是问题。这就出现了史巫在断卦，解卦时要进行一凡比类、联想“推理“思维上的再活动，这又显现的是史巫(卦师)一凡智力活动，又没有了巫的成份，与单纯的巫术又有所区别。后封建时期出现的八卦纳甲，完全是从五行生克，月令旺衰等被认为是一套学问中推演出人事吉凶的，确实又看不到巫的成份，是根据算卦先生的水平有关了。所以现在，用简单的一句“封建迷信”想否定算卦，推八字，是说服不了人们的。因为人们还认为那不是迷信，认为是一们深奥的学问，还有人认为那是科学。这就是没有揭示清楚算卦与推八字这种筮术根本依据的是什么，以及所依据的有没有道理。而没有人进行系统的揭示与批判过，只有越来越多的传统上的算卦，八字，风水书籍出版发行。而算命的大师也越来越多了，大有复兴的是中华传统文化里的神秘文化了。不过中国传统文化除了神秘主义，就是专制主义了。自然专制主义是复兴不了啦，只能复兴神秘主义文化了。但神秘主义又是专制主义的孪生体，是为专制主义服务和张目的。中国历史上缺乏的“袪魅”与文化启蒙，中国将面临着除巫、袪魅的一场新的文化启蒙，这一任务必将在现代化过程里完成。???

言归正传，我们且看《左传》第一筮例，周太史筮出《观》之《否》后是如何进行的一番“推理”的。

“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此其代陈有国乎？不在此，其在异国，非此其身，在其子孙。”

周太史筮出“《观》之《否》曰”的内容是“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的这句“天机”话来。但这“天机”还得靠占筮者去解读。周太史把“观国之光”理解为出国观光了，也就联想到陈完要出国。

“利用宾于王”，周太史倒没有理解错，认为陈完到外国要做君王的上宾。这是从《观》篇里的一句话，而被巫史当成占辞来算卦用了。而“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在《周易·观》篇中的本义是讲给君子听的一种政治道理。这“观国之光”不是去某国观光，而是让君子观察了解国家的礼乐风尚，才能有利于做好君王的助手去治理好天下。而周太史把《周易》当筮书，自然把这句话当占辞来运用了。也只能硬着头皮从这句话里附会、联想出陈完日后的事情。周太史就从这句话里望文生义出小敬仲长大后到另一个国家当君王的上宾的“天机”来。应该说，算到小敬仲长大后到另一个国家当君王的上宾，就行了。这一卦就可完事了，陈侯不会不满意的，照样给卦钱的。因为陈侯这个诸侯国里也早已划定过接班人了。以后陈国的君，小敬仲是没有份的。到国外一个君王那里当上宾，陈侯也不会不满意的。但那又是以后的事，算的对与不对，陈侯也追究不了周太史的责任。中国的算卦业，本身是一个天生的不负责任的行业。可周太史的神断还在后面呢，周太史话锋一转，下面的内容就脱口而出了。

“这个人恐怕要代替陈而亨有国家了吧！”

这可不是光做个君王的上宾，而是还要亨有国家的。这被算卦的是小陈完，是陈侯的儿子，不是法定的国君继承者，也许周太史知道陈国的情况，第一句话说出来，是探口气，再接着往下说。也许周太史觉察到了什么不对，但有进退之路。本身“代陈有国乎”？就不是一个肯定句。如同今天街头算卦先生往往说出一些模凌两可的话。在二千多年前的春秋时期里，官方的太史也是这种说法。接下来周太史话锋又一转说：“不在这里，而在别国，不在这个人身上，而在他的子孙。”这样就免除了陈侯的担心，要是陈完长大后“代陈有国”，那么太子就不是推翻了吧。这下还好祸不起萧蔷。小儿子完，日后尽管是他的子孙还能建立国家，陈侯听来，岂不感觉也是件好事。这周太史一下子算出陈侯的儿子陈完的子孙，也就是陈侯的儿子的儿子的儿子到某一辈时，在别国亨有了国家。周太史的本事太大了，“八卦筮术”也太神奇了。但是若细想一想，为人算卦，算以后怎样、怎样要比算已发生过的事好算多了。算八辈子以后的事，就更好说了。那么周太史又是如何看出陈完的子孙的子孙“代陈有国”呢？

周太史看出这“天机”，可是从“卦象”（即八卦取象）上看出陈完的子孙的子孙日后“享有国家”的。周太史接着说：＂光，远而自他有耀也。《坤》土也。《巽》风也。《乾》天也。“风”为“天”于“土”上，“山”也。有山之林而照之以天光，于是乎居“土”上，故曰‘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

这段话用现代的话说是：“光，是从远方照耀而来的，《坤》卦象代表“土”。《巽》卦象代表的是“风”。《乾》卦象代表的是“天”。风起于天上，而刮到地上，就形成了山。有了山，山上长出了木材等物产，是被天光所照耀。这就是生长在土地上有利的条件。所以说‘出国受聘，成为君王的上宾’。”

这是周太史所认为占辞里的“观国之光”的“光”字之意，又通过《观》与《否》卦画符号，而按八卦取象进行联想，就联想出陈完将要出国受聘为王的上宾。这是通过取象与繇辞的字义连串在一起，解释陈完出国受聘为王的上宾的根据。这本来是两种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可周太史却联系到一块，并从“光”、“风”、“土”、“山”这些字义上进行比附、联想，居然联想出陈完及其子孙日后的吉凶因果来。难道这就是由《左传》里记载的春秋史巫卜筮吉凶的方法吗？这卜筮的能耐岂不是很好学么？以这种卜筮方法，居然能断出人事的吉凶来，中国人真是太有能耐了！中国人有了能窥视天机的“八卦”卜筮之术，就可化险为夷，避凶趋吉、万事大吉了，成为中国人可真的是太自豪、太幸福了！

我们已知《周易》产生的时代，应是西周后期时段，而《左传》记载的用篡改成繇式《周易》一书进行筮卜是春秋时段。《周易》一书里的《观》篇文章中的“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这里的“王”，当指周王。而春秋时期里的各诸侯国里的诸侯，还没有上升到王的身份，而是称“公”，而非称“王”。从周太史断卦的口气来看，也非是春秋的口气，当是战国的口气。故战国时期里，诸侯才升格为诸侯王。若说成为王的上宾，在春秋时只能是周王的上宾，而不会把诸侯公说成王。而周太史的口气显然是处于诸侯王的时代，当然这是《左传》作者的口气。而《左传》的作者，并不是春秋时代里的人，而是战国时期的人。原创《周易》一书里的《观》篇中出现的“王”，是反映的西周时代背景。而周太史把《周易》当卦书，占出“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来附会出人事吉凶的所以然。显然周太史(凡把《周易》当卦书而用者)跟本没有理解这句话的真实含义与时代背景。周太史对陈侯说他的儿子陈完日后要成为别国王的上宾，这口气显然与春秋的时代背景不符。这说明了什么呢？只能是《左传》作者根据传说又加进所处时代背景而进行的杜撰。我们且看周太史根据筮出的“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而“推断”出陈完长大后成为某一国的君王的上宾。而这种推断的“根据”是通过八卦卦象，《坤》土，《巽》风，《乾》天之间的“逻辑”关系“推导”出“出国受聘，成为君王的上宾”来的。

如何看出《观》与《否》的八卦卦象呢？在卜筮上，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变成算卦卦符号工具后，将六十四卦符号里的每个卦符号里的上下三画，总结为"八卦"符号。在"易学"上又称"八经卦"(八个不相同的三画符号)，认为"六十四卦"(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画符号，又称"别卦")是有八经卦组合产生的。这是后人不知历史上那套符号发明产生的组合过程，才有此说法。因《观》卦符号里上三画符号(又称外卦)是八经卦里的《巽》卦，取象为"风";而下三画(又称内卦)为八经卦里的《坤》，取象为"土"。算卦上把八卦取象分配到六十四卦画里，算卦上得出一卦，自然也就知道了那个属六十四卦里卦画符号里的八卦取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