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十万进士
李权：今天我们的皇上年富力强，还远没有衰老到退位的年岁，而且皇上好像也没有把皇位让给主考大人的意思，您洗耳朵干什么呢？
听了李权这番话，李昂身为考官却惶骇万状，一下子软了下来。李权的做法，让我们很容易联想到“”灾难中“造反派”暴徒通过“咬文嚼字”来诬陷栽赃的伎俩。
以前我们更多地关注科举考试中考生们的悲哀，结果造成一种印象，似乎是一群邪恶而又愚蠢的考官在胡闹。但是，当我们的视线一旦停留在考官们身上，发现他们也处在一种极其脆弱又极不被人信任的困境中，那么我们就会明白：科举考试本身是一个全方位的悲剧。
对中国来说，这是一种千年的需要，又是一种千年的无奈。抓住它，满手芒刺；丢弃它，步履艰难。
八
科举考试最终的败落，在于它的考试内容。
其实，这也是一个千余年伤透了脑筋的老问题。历来很多有识之士一而再、再而三地为此而唇枪舌剑，激烈争论。考试主持者们也曾做过一系列试验，一次次地改革考试内容，力图使它更适合于选拔管理人才。
考试中究竟是侧重诗文经典，还是侧重社会实务，是人们讨论的一个难点。在唐代有很长一段时间，十分重视时务策论，例如元结任州试考官时曾出过这样几个试题：
一、你认为应该如何消解当前的强藩割据？
二、你认为应该如何使官吏清廉，断绝他们的侥幸所得？
三、你认为应该如何使战乱中流离失所的百姓重新耕种？
四、你知道粟帛估钱的情况吗？
在大诗人杜甫出的试卷中，有“华阴的漕渠如何开筑为宜”、“兵卒如何轮休”等题目。白居易则问考生“如何改进各级官员的薪俸制度”、“如何解决当前社会上出现的农贫商富的问题”等等，都非常切于实用。
这些试题今天看起来仍然觉得不错，但我们也不能褒扬过甚。沉溺于诗赋考试固然太局限了，但是，能对身边的现实问题发表一点议论的考生，大多算不上什么人才。
更何况，在考试中讨论身边的具体问题，阅卷的困难很大。考官自己对这些具体问题的看法，很容易成为一种取舍标准，但这是不公正的。正因为这样，一些大学者倒并不倾心于这方面的改革，他们觉得科举考试也就这么回事了，靠几道试题来断定什么考试有用，什么考试无用，未免显得武断。
苏东坡说：
自文章而言，则策论为有用，诗赋为无益。自政事言之，则策论、诗赋均为无用。虽知其无用，然自祖宗以来莫之废者，以为设科取士，不过如此而已。
（《东坡奏议集》卷一）
“均为无用”、“不过如此而已”，真是大家口吻。
柳宗元说得更透彻，他认为试题的变来变去并不会改变取士的方向，不要企望试题出现了什么方面的内容就会选拔到什么方面的人才。考生总是那些读书人，朝廷侧重考什么内容，他们就作什么方面的准备。
苏东坡和柳宗元的看法高人一筹，但作为稀世大才他们对人才的要求，与科举考试想选拔的人才有较大的距离。
就一般人才的选拔而言，考试内容还是重要的。一定的试题定向，标志着国家对人才的需求重点，也会对全国应试者的自我塑造起一个引导作用。可惜自宋代至明清，国家对人才的需求标准越来越不明确，只靠着一种历史惯性消极地维持着科举。为了符合上下古今多方位的意识形态要求，考试内容越来越僵硬。终于，出现了八股文。
用八股文取士，不仅内容限定、格式限定，而且许多联接虚词也是限定的。当然，这至少给考官阅卷带来了不少方便，也使不同的考生纳入了一种相同的可比性之中。
八股文的毛病首先不在形式而在内容。这是一种毫无社会责任和历史激情，不知究竟要选择什么样的人的昏庸考试方式。全国士子为通过这项考试一年又一年地钻研八股文的写法，结果造就了大量的废物。
对此，清代医学家徐灵胎随手写的一首“道情”表达得很清楚。文中的“时文”，即指八股文：
读书人，最不济。背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道变做了欺人技。三句破题，两句承题。摇头摆尾，便道是圣门高第。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那一期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嘘唏。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
（见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
事情到了十九世纪后期，国际参照系生楞楞地出现在中国文人前面，无情的对比强烈到让人眩晕。一千多年前当科举制度刚刚盛行的时候，中国在世界上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啊，怎么考了一千多年，反而成了这副模样？
是中国上了科举制度的当？或是科举制度上了中国的当？或是它们彼此上当？或是大家都上了一种莫名的历史魔力的当？
据齐如山回忆，直到十九世纪晚期，中国大地仍然愚蠢地以科举制度抵拒着商业文明。一个人参加了一次哪怕是等级最低的科举考试，连秀才也没有考上，在当时也算是“文童”了，有事见知县时可以有座，也可以与官员们同桌用餐。与此相反，一个商人，即便是海内巨贾、富甲一方，见知县时却不会有座，也不准与官员们同桌用餐。
于是，在我眼前出现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历史造像：一个读了几年死书而没有读出半点门道的失败者傻乎乎地端坐着，一个已经创造了大量财富而且有可能给中国带来新的活力的实践者像仆役一样侍立着。这一历史造像，离我们并不遥远。
那么，十九世纪晚期的科举考试是什么样子的呢？周作人回忆道，那是大寒季节，半夜起床，到考场早早坐定，在前后左右一片喧嚣中等到天亮。天亮后有人举着一块木板过来，上面写着考题，于是一片喧嚣变成了一片咿唔，考生们边咿唔边琢磨怎么写八股文了。一直咿唔到傍晚，时间显得紧张，咿唔也就变成：
在暮色苍茫之中，点点灯火逐渐增加，望过去真如许多鬼火，连成一片；在这半明不灭的火光里，透出似的声音来，的确要疑非人境。
（《知堂回想录》）
齐如山对此还作了一个小小的补充，即整整一天的考试是无法离座大小便的，于是可想而知，场内污秽横流，恶臭难闻。
读到这类回忆我总是蓦然发呆：灿烂的中国文明，繁密的华夏人才，究竟中了什么邪，要一头钻进这种鬼火、和恶臭里边？
出于时代的压力、国际的对比，一九〇一年慈禧下令改革科举。考试内容里加中外政治历史。四书五经仍考，但不再用八股文程式。同时，开设新式学堂，派遣学生到国外留学。
为了迎合中外政治历史的内容，有一次考官出题时把法国的拿破仑塞进去了，而且因为粗粗地知道他与中国项羽一样是一位以失败而告终的勇猛战将，便出了一道中外比较的试题：《项羽拿破轮论》。出题的考官赶时髦，但来自全国各地的考生怎么跟得上呢？一位考生一开笔就写道：
夫项羽，拔山盖世之雄，岂有破轮而不能拿哉？使破轮自修其政，又焉能为项羽所拿者？拿全轮而不胜，而况于拿破轮也哉？
（见舒芜《项羽拿破仑论》、
吴小如《〈项羽拿破仑论〉及其他》）
这位考生理所当然地把“拿破轮”看成是一个行为短语；什么人伸手去拿一个破轮子。
项羽有没有拿过破轮子他不知道，但八股文考试鼓励空洞无物的瞎议论，文章也就做下去了。
我想，这位考生敢于做这篇文章，倒也真有一点“岂有破轮而不能拿哉”的气概。科举考试在当时确实已成为一个破轮，它无论如何不能再向前滚动了。为了不让这个破轮使整个大车倾翻，在喊声鼎沸中，科举制终于被废除。
但是，废除了科举制度的中国有了新式教学，却没能从制度上解决管理人才的选拔问题。
新型的学者在成批地产生，留学外国的科学家在一船船地回来，但管理他们的官员又是从何产生的呢？
科举制度给过我们一种远年的浪漫，一种理性的构想，尽管这种浪漫的构想最终不成样子。但是，今天当我们还没有构建起一种科学的官吏选拔机制，那就还没有资格来嘲笑它。
九
科举实在累人。考生累、考官累，整个历史和民族都被它搞累，我写它也实在写累了。我估计，读者也一定已经读得很累，那就到此为止吧。走笔至此，满心怅然。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应该对它低头致敬。它以一千三百年的惊人坚持，在这么辽阔的土地上实现了一个梦幻般的政治学构思。那就是，通过文化考试在全国男子中选拔各级管理者，使中华文明越过无数次灭亡的危机而浩荡延续。正是这种延续，使我们有可能汲取千年前的伟大精神力量，知道什么是永恒的高贵，什么是不朽的美典。
作为一个文化人，我又要对它摇头长叹。它为了朝廷统治的人才需求而设置的文化关口，看似重视文化，实质败坏了文化，尤其是败坏了整个民族的集体文化人格。在历代考生咿咿唔唔的文本诵读声中，中国文脉渐渐失去魂魄。
因此，由于它，中华文明一直保持着宏大存在，却又未能走向强健。
十万进士，如果站在一起，会是黑压压的一大片，望不到边。这是人类智能最大的聚合体，没有什么事情想不明白。只不过，当时他们每个人都只能想到与自己生命相关的一小段。现在把一小段、一小段全都连在一起了，他们便都陷入了沉默。对于科举制度的整体结果，不管是正面结果还是负面结果，他们会很惊讶，却不会过度兴奋和沮丧。但他们一定都怀有期待，期待这片他们所熟悉的土地，能出现他们不熟悉的文化景象。
十万个聪明人的沉默和期待，实在会让后代心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