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当道教遇上变法(1/1)

首发：~第七章 当道教遇上变法

仁宗皇帝后是宋英宗，在位仅五年，三十几岁就崩了，其后的宋神宗和宋哲宗基本上都沿续了仁宗时期的宗教政策，道教规模也基本稳定，道士女冠数量一直保持在两万人左右。

学者们经常喜欢用“积贫积弱”这个词来形容宋朝，貌似宋朝一直就是一个花架子，繁华的背后永远是弱小，永远缺钱。宋神宗赵顼接过大宋江山来以后，三冗（冗员、冗兵、冗费）现象越来越严重，国家负担越来越重，阶级矛盾更加尖锐，神宗感觉自己被巨大的包袱拖得快喘不过气来了，唉，怎么哪都要银子啊，我可是一国之主，怎么这么穷啊，心情更不好了。

1069年二月，宋神宗接班后的第三年，为了富国强兵，启用王安石开始变法，历史上又称为熙宁变法，具体的变法过程、内容、影响和王安石的功过是非就不多讲了，道友们应该都了解，这里只简单讲一些涉及到宗教方面的内容。

为了解决三冗问题，变法过程中需要大量裁员。裁员在任何时代都属于砸饭碗的举动，后续如果没有妥善的应对措施，很容易造成严重后果。当时的做法是把变法中裁下来的官员们发配到了各地的道观里，至于哪些人被裁了就不是我们需要关心的了。当然了，并不是让他们出家当道士，而是去宫观里当个闲职，领点工资养老，所以道教在王安石变法推行中也成了重要的一个部分。

在宫观里安置官员这件事还要从真宗说起，当时他不是修建了不少宫观嘛，同时还附送一批管理人员去打理，以示对道教的重视，后来逐渐就形成一个新的祠制度。这些被裁掉的官员，或多或少的都有圈子有人脉有背景，势力也不容忽视，退休的老干部同样能发挥余热嘛，所以这些人的到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道教的发展，这应该不难理解。

感觉自己依然缺钱，很缺钱的神宗还进一步收紧、加强了披度制度，特别是僧人的披度，这样做既可以加强对寺庙的控制，又可以捞钱，一张度牒和货真价实的货币建立了对应关系，需要钱的时候发一批，和尚多了可以再收紧一些，真是一箭双雕的好办法，这种搂钱的办法不用人教，神宗自己就会运用自如。

另外改革中的青苗法、免役法等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国库收入，不过免役法在执行的时候，除了原来免役的官僚大地主们也得交钱以外，原来同样不用负担差役的寺院宫观也得缴纳一半的役钱，称为“助役钱”，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道教的发展。

当然了，神宗在精神上、政治统治上同样是离不开道教的，虽然没有像真宗那样大修大建，但也修建了一些宫观，给一些高道加封尊号，至于祈福道场这是涉及到国家的礼制肯定是要举办的。神宗招揽高的道士中有一个叫陈景元，他在道学研究上还是有一定成就的，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陈景元曾经主持修编过《道德经》、《南华经》、《灵宝经》等道教经籍，与王安石等人交往密切，颇受神宗尊崇。

神宗时期的科举制度同样深受道教影响，特别是王安石变法以后，大家开口新政，闭口性命，谁都得读几本老庄，要不然和别人都聊不到一起。司马光说过：“窃见近岁公卿大夫好为高奇之论，喜诵老庄之言，出门见着个熟人，总得接着你探讨几句道可道，此风着实令人堪忧啊”。这种风气，逐渐蔓延到科举应试中，考生们都喜欢引用老庄作答，考官也喜欢看这些答卷。当然，最初的时候老庄并不在科举考试之内的，后来出题的考官都开始在老庄中找题目了。

1080年十月十六日，时任右街道录的张居善请示神宗说：“陛下，以后再招道官时，要适当严格一些，至少要考试《道德经》、《灵宝度人经》和《南华经》这些经典经义，再口试科仪祝读，要不然一些混饭吃的都进来了，显得太不严肃了。”神宗一听主意不错，于是下诏宣布以后的道官招收要实行考试制度。这种考试制度的推出，一方面加强了官方对道教的控制力，另一方面也加深了道教官办的背景，长远上看是更利于道教发展的。

再说几句神宗时期的佛教吧。上一章提到了二程就理上论反佛，之所以反佛而并没有针对道教，二人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今日是释氏盛而道家萧索”。从前面列出的数据上可以看得出来，相比有几十万僧尼的佛教来说，道教这一两万人实在是显得太微不足道了，太可怜了，所以二程的矛头主要是对准了佛教，对于道教虽然也是贬多褒少，但还会偶尔给个好评，这里也就不再详细展开说了，简单说一下。

首先，二程对佛教了解是相当透彻的，因为他们曾经多次去寺庙里实地考察，“出入于释老者几十年”，与大德高僧们深入交谈，其学说中也吸收了一些佛学的内容，但儒释天然就存在不可调节的世界观，所以他们是排斥佛教的。

佛教构建的是虚幻的世界观，他们认为儒家常住的世界观是不合理的，而且在生灭变化观和人性上的观点同样有悖于儒学。儒家的忠孝仁义的封建伦理纲常又是建立在家国天下的基础上的，君臣父子是根基，佛教的出世，舍弃妻子、君父、世俗，脱离现实只为了追求自己超脱轮回成佛的那一套，是倡导三纲五常的儒家们所不能接受的，所以二程直接说“释氏之说，其归欺诈”，“禅家出世之说，如闭目不见鼻，然鼻自在”。

二程说佛教的自私自利的人生观是违背自然的，是违背天理的，佛教的很多理论前后不连贯甚至相互矛盾，哲学层面上，佛学又是只务上达而没有下学，如此种种吧，二程是在立足儒家的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对佛学加以深刻的批判，这种思想影响极为深远，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均在他们的思想基础上，逐渐发展形成了唯心理学和唯心的心学体系，从此占据了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地位，直到五四运动才被终结。

限于对佛学和儒学的脑容量的严重不足，这里只能讲些皮毛，深入的哲学层面的内容不是我能驾驭得了的，所以不再多讲了。

正是由于新儒学的兴起，到了百年以后的哲宗时期，也就是在大约1087年左右，官方正式下诏“考试官于经义、论、策通定去留，毋于老、列、庄子出题”，半年后又再次下诏重申此命令，从此在华夏大地上儒学正式确立起了正统地位。